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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得违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遵循，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对人大作工作报告，对人大代表设置留置特别程序[9]。

第二，政策反腐具有阶段性与偶然性，反腐功能的持续性偏弱。首先，通过《监察法》明确调查权、处置权、留置权等类刑事司法权力的来源、范围以及行使限制，规范这些权力的运行。

构建多功能一体的反腐机制，实现纪法资源的有效衔接，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也决定了该新型体制具备系统的监察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脱胎于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实际分离与融合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与其他权力配置的关系。而且，历史也无数次证实，政策性反腐具有周期性，当高压政策周期过后，腐败分子可能逃过一劫、继续逍遥、边腐边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既在整体上做了加法，增加了腐败监察立法专门规范，又在局部做了减法，实现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系统与优化配置反腐资源的目标。其二，监察委员会并非司法机关，其对于职务犯罪调查权、留置权、处置权的合理性存在疑问。

监察权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表现为有权调查、处置公职人员，对工作人员是否依法履职、是否秉公用权、是否坚持职务操守等进行监督，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处置和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监察委员会是防止公职人员实施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职务犯罪等行为的专门机关，该机关的权力具有广泛性，涵盖党纪处分、行政处分、与刑事司法追责三个方面。〔[190]〕因此，McDonald案推翻了最高法院有关第二修正案的United States v. Cruikshank（1876），Presser v. Illinois（1886）和Miller v. Texas（1894），这三个判例都认为第二修正案仅适用于联邦权力。

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在2008年判决了一个重要的第二修正案案件——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以下简称Heller案）〔[2]〕，围绕控枪议题的社会争论达到了白热化。这两种权利关注的是集体行动。〔[150]〕 事实上，在《权利法案》颁布之前，权利（right）一词在宪法中仅仅出现过一次——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保障作者对作品、发明者对发明在有限时间内的排他权利。〔[106]〕以下便列举1776至1820年间各州宪法中有关持枪权的条款：〔[107]〕 北卡罗来纳州（1776）：人民有权为了州的防卫而持有武器。

〔[127]〕 类似地，格劳秀斯也将法律解释视为借助于可能的迹象而对法律意图的推理。如果我们考察第二修正修正案的起草历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细节。

然而，从这种自由主义的典型性当中，我们或许也可以读出些许无奈：美国社会中已经有2亿多支枪，枪支暴力问题也日渐突出。〔[45]〕这体现在《邦联条例》的第六条第四、五款，第七条，第八条，以及第九条第一、五款。他宣称Miller案涉及到的问题不过是枪支的类型问题。〔[177]〕诺克斯所指的宪法虽然是州宪，但这一基本看法也仍然适用于联邦宪法。

〔[176]〕18世纪末的谢司叛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立法都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109]〕 佛蒙特州（1777）：人民有权为了自卫和州的防卫而持有武器。然而，叛乱分子在联邦军队到达前就解散了，实际战斗并未发生。

但斯蒂文森则表示，序言性条款设定了修正案的目的和适用对象，并且还告知了文本其它部分的含义。虽然诸如狩猎这样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使用目的从表面上看起来肯定会受到保护，但这种源自判决附带意见的法律保护所具有的价值却是令人怀疑的。

他也是后来的《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亦或者正如《独立宣言》签署人，后来成为著名法官的圣乔治·塔克在论及第二修正案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视她为自由的保护神……自卫的权利是首要的自然法：在绝大多数国家，试图将这一权利界定在尽可能窄的范围内都是统治者的工作。

如果说美国独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么共和主义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代议制政府。〔[99]〕纳尔逊·隆德也认为，在建国时代，由于成建制的警察机制尚未建立，各殖民地又缺乏常备军建制，公民个人不仅是自身及其家庭的首要保卫者，当情况所需时，也是警察和士兵。它从未是任何默示权力的合法来源，如果不能从宪法中得出这种权力的话。〔[49]〕那么，毫无疑问，第二修正案作为宪法增补条款，它必然是对原来宪法中有关民兵问题的联邦和各州权力划分体制的完善，它回应的是建国和制宪时期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争论，它的问题域是民兵的宪法地位和对民兵的管辖权分配问题。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最高法院认为第二修正案保护了一种无关民兵兵役且应受管制的个人权利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种宪法解释方法，制宪者意图的吸引力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即制宪是一个政治体生命历程中真正的开创性事件，是一个通过采纳最有可能对所有人都公正的规则——因为他们出于事先对各自利益最终会受到政治过程的何种对待的精确理解而达成的同意——而树立正义秩序的独一无二的机会。

对此，我们确无必要大惊小怪，斯卡利亚和斯蒂文森不就是这样的吗？因此，一个绝对稳妥的观点是，想仅仅依赖于回溯历史来探究第二修正案的含义是远远不够的。〔[11]〕 本文的目的就是论证这一建设性张力的重要性。

这种乍看起来十分奇怪的现象实际并不奇怪，因为没有任何人能真正遵循所谓的先例——Miller案根本就没有创造一个有约束力的先例。但同一条款中的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却被描述为人民的权利。

亨利·诺克斯——一位受雇于联邦政府负责调查这次叛乱的官员——在报告中写道，叛乱分子决心彻底消灭所有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可怕的是，这些邪恶而又野心勃勃的人威胁要彻底推翻的不仅仅只是各州宪法的形式，还有宪法的根本原则。就是因为宪法和《权利法案》都是出自建国一代领袖人物之手的工艺品，因此，要彻底理解第二修正案，我们就必须十分熟悉那些制宪国父们建构和解释宪法的原则。

〔[90]〕为此，他找到了建国时代的领袖托马斯·杰弗逊对民兵的定义：换言之，州的民兵就是州内所有能够持枪的男人。因此，他说，问题就在于1787年宪法中对军事和国防体制权力的划分不能让反联邦党人和各州满意。〔[188]〕 与Heller案一样，McDonald案依然是一起按意识形态站队的5：4判决。〔[86]〕当然，所有的历史文献也并非完全一致，这不仅不实际，在读者理解的角度看也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博格斯的观点——第二修正案绝对不是对某种个人权利的保障——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左派的标准观点。第二修正案提到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那么，他们是如何从同一个判例中发掘出不同观点的呢？博格斯认为，斯卡利亚在判决中两次提到了起义论，但都缺乏权威性论证。同样，第四修正案也从未被解释为保障各州免受不合理的搜查或扣押。

最高法院面对的特定问题集中在一系列事实上禁止了对某一类武器的拥有和使用的制定法的合宪性上。制宪者认为，任何一个政府都必然有自己的立政之基，要么是法律，要么是强力，而法律才是共和制政府的正当基础。

〔[114]〕 俄亥俄州（1802）：人民有权为了自卫和州的防卫而持有武器。首先，有必要承认第二修正案保护一种个人出于一系列目的而拥有和使用武器的权利。〔[70]〕 学界对斯卡利亚和斯蒂文森的批评还算是客观公正的。在这种背景下，McDonald v. Chicago（以下简称McDonald案）于2010年成功地被送至联邦最高法院。

除了第二修正案，民兵一词在宪法文本中还出现了四次，其中有三次出现于第一条第八款第十五，十六项，另外一次出现于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现在若采取过于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或许反倒会使得普通民众在面对枪支暴力时处于更加束手无策的境地，〔[54]〕基于此，理性的控枪派也大多反对极端的管制措施，但同样出于社会治安的缘故也要求合理的枪支管制。

〔[34]〕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斯卡利亚花费了大量笔墨（大约有40页）对历史上的事例和观点旁征博引，从革命前，到建国时代，再到内战前以至内战后的重建时期，不一而足。他曾拒绝出席费城制宪会议，并在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联邦宪法。

但每邦应随时保留一支管理良好、遵守纪律、武器装备足够的民兵，在公共武库保存一定数量的军需、帐篷，数量适当的武器弹药，营房器材，随时听候调用。从70年以后的今日视角来看，这一点是无比重要的。